文明制度与畸形社会

毛主席和我曾有过一个共同的想法——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让我们用一个先进文明的社会制度拯救他们。但结果却截然不同：毛主席说干就干，把全国人最后给整清醒了。我也说干就干，应邀以秘密顾问的身份，让我哥们儿出面执行，把他的畸形家庭改进的鸡飞狗叫，哭爹喊娘，最后感觉越整越糊涂，于是收手，好在还没死人。

尝试用一种先进制度或文明理念强行扭转一个畸形社会实为大愚若智，若继续执迷不悟，将必侵犯到他人的最根本人权－比生命权还要低一级的畸形权。制度在文明社会中是人们在权衡了各种利益之后签署的一项公共契约，执法人员仅仅惩罚不遵守契约者。若在畸形社会，利益便成为：如何骗到个馍，再如何利用这个馍骗个人来做爱 。对于契约，即为：老子答应今天做完爱后帮我兄弟去杀人，你要不跟我做爱，使我无法对兄弟尽责，那我就连你一起杀。一旦如此，看来还真需要个君主骑在脖子上颁布一项法律管住这群小坏蛋－“骗到馍，做完爱便造反者，斩！若未骗馍未做爱便造反者，连诛九族！钦此！”，当他们吃到馍，做完爱，一想他奶奶的不能造反，造反要杀头，杀了头下次怎么骗馍吃怎么做爱，还不如接着骗的时候，才发觉自己还活着，似乎隐隐约约还有那么一丝成就感。

制度的建立只是形式，形式需要人文基础做支撑，两者自然地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制度会自动随着人们的意识形态而改变，至于人们的意识形态何去何从，听天由命吧。我们可以依靠先进的武器和对生命的尊重去制止一个又一个赤裸裸的杀戮，但对于治本或许我们高估了自己。

我和中国教育制度水火不容，写过不少歌和文字对其进行抨击。之后全家搬迁至华南一高校内，我经常与该校及附中学生擦肩而过，很多次当我捕获到他们目光的一瞬间，我认为他们实际应该对高考制度千恩万谢一番。